下文转载自17-19/6/2012《南洋商报》〈商余〉副刊
文苑风荷:黄康显 (寄自香港)
新加坡文化教育的风向标
评徐持庆的《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》
犹记1972年9月12日,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逝世,在灵堂前面有一书生模样的长者,显得特别伤心,友人告诉我,他就是陈六使主要助手潘受,像陈六使一样,被褫夺公民权。但在新加坡,却是首屈一指的诗人与书法家。后来回到香港,竟然发现在寒舍附近开诊所的潘思颖医生,就是他的公子。到了1983年,亦即25年后,新加坡政府才归还他的公民权。到了1995年,新加坡政府又宣告他为国宝。又到了1998年,亦即是潘受逝世前的一年,在南洋大学原址重建的南洋理工大学,再颁授给他荣誉博士,奇怪么?
更奇怪的是今次为他写评传的,竟然又是一位年过古稀,只比潘受年轻29岁的马来西亚诗人徐持庆。新加坡亦是一个奇特的地方,一个不懂华文的峇峇林文庆,晚年竟然提倡孔子;另一位峇峇李光耀,竟然可以用华语演说,并成为新加坡的国父。潘受只中学毕业,后来在著名中学当校长,且在南洋大学当秘书长,在中国古诗没落的今天,竟然可以在中国以外,重振诗风,且成为首要诗人。
成为诗界领导
至于徐持庆,奇事更多。在怡保,只初中毕业,便可以教大学预科;是商人,亦是诗人,且成为诗界领导,执诗界牛耳;又以花甲之龄,进入拉曼大学,学士未念完,便考入广州暨南大学研究院,他的指导教授居然比他年轻15岁,成为暨大成立100周年的校宝。最近又以古稀之年,出版了这本书,且由中国国家级最著名的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” 于2007年出版,列入《暨南国学丛书》系列。
全书分上下两编。上篇是评论,第一章是深入的探寻,对潘受生平,有新的发掘;第二章是浅白的背景;对潘受的文化根底与创作环境,有新的发现;第三章横面评述,将潘受作品重新分类;第四章是纵向的分析。下篇为潘诗选注,加上作者的注释及语解,有助行外的读者去阅读,亦是在华文程度日益低落的社会,有宏扬推广的作用。
可惜所附年表,太过简单,不能深入记载。墨迹与照片,亦相当有代表性,唯独欠潘受晚年自1962年退休后所居的“海外庐” 的图片。“海外庐” 位于新加坡杜尼安路232号,潘受居此长达37年。屋子的前面有一方潘受手书的“海外庐”三个大字的牌匾,两旁是潘受自书的一副对联:“岂有文章漫劳车马,虽然城市不碍云山。”潘受下半生最重要的诗作,都在这里完成,可说是一重要文物,可惜潘受子女已移民澳洲,“海外庐”亦于2002年8月16日易主了。
三个转接点
上篇的第一章,有三个重要的发掘,是潘受一生的三个转接点,深深地影响到他的诗作。
第一个是逃亡新加坡的因由。潘受同族同乡、一起长大的暨大中文系潘亚暾教授指出,当时潘受在家乡少有文才,不甘为五斗米,而沦为地方恶霸的秘书,如是只有出走,可见潘受的风骨与气节,是一个典型的书生,但这次的出走,却影响到他的一生。
第二个是祖国情缘。1940年,他率领南洋各属,回国劳军,见过周恩来与朱德,可惜缘悭再叙,再叙的话,又会引起什么波澜呢?
1942年2月4日,他把船让给郁达夫,好让他逃往印尼,自己则经孟买转往重庆。在重庆,他结识了章士钊、于右任、沈尹默、老舍等文人,提升了他创作的水平,逃难的经过,亦丰富了他的创作题材。而“海外庐”三字,亦隐寓他的情牵祖国。
被褫夺公民权
第三个是创办南大。一般人只知道陈六使是南洋大学的创办人,但有谁知道,创办人的背后,竟然是潘受。在创校期间,备任校长林语堂一群人,竟然拉队离去,南大差一点胎死腹中,潘受挺身而出,支撑陈六使,出任南大秘书长,由1955年未开课到1960年有毕业生为止,负责校务,如是南大才可以办下去,不过却招致殖民地政府之忌,在1958年,被政府褫夺公民权,护照亦被没收了,不过自此他全心创作。
潘受曾为南大的生命而生存,离开南大后的潘受,亦影响到他的创作生态。〈丙寅冬至二日重过南园七绝八首〉差不多是他最后期、但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,有史诗的意味。而书的上篇第四章所云,潘受诗作的想象力,对偶句,用典法,与意象化,亦差不多齐备了。
重过南园其一的:“孑遗一树相思在,更与何人展绿阴” ,南大的相思树全部倒下,只剩一棵,莫非就是潘受?可惜乏遮阴的功能。而其二的:“士女欢腾十万人” 的昔日景象已不再。而今日的图书馆,正如其四:“娇莺言语蟹文章”,亦完全变色。“莺”与“英”同音,是文字的改变,而“蟹”象征霸道横行,有如殖民地政府的高压。“金碧黯然图籍散,我余及吊鲁灵光” ,潘受巧妙地用了鲁灵光的典故,表示旧貌仍在。其八的:“多谢海风吹雨过,暗将吾泪洗无痕”是很明显的流水句,加重了唏嘘无奈的苍凉感。
南大牌坊风光不再
最沉痛的是南大的牌坊大门风光已不再,其七的:“榛芜碧涌大门生,门尚庄严额削名。何止旧人零落尽,也无鹦鹉说华清”,指今天的南大尚不如天宝年间宫人零落却还存鹦鹉诉说旧事。昔日政府想拆大门,唯无一建筑商敢来接工程,因此心系南大的大有人在。潘受临终前受到政府重视,得到社会赏识,是政府的教育政策改变,开始重视华文;是社会风气改变,开始文化互通么?
(按:黄康显为香港大学教授)